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两天中文圈里非常关心的、黑龙江齐齐哈尔市34中体育馆屋顶垮塌事件，我们从中看到怎样的民情民意？这是继2022年11月乌鲁木齐公寓楼大火事件之后，又一起引发社会强烈关注、和共情的公共安全事件，还是先回顾一下事情的过程。
垮塌发生在7月23日下午，当天午夜基本上伤亡信息就确凿了，24号上午10点公布消息：找到了最后一名被困在废墟中的学生，已无生命体征。在这场突如其来、从天而降的惨祸中一共有11人死亡。事发时体育馆内一共有19人，11人是学校女子排球队队员、2名教练。屋顶垮塌后有4人自行脱困，最后官宣确认的死者里10人是女排队员，一人是教练。
有人找出早先一位女排队员在社交媒体发的照片，照片中笑容灿烂的女孩们，除了拍照者本人，都已经往生。回头看这张如鲜花般绽放的年轻生命的影像，令人痛心。
当局立即就给出了初步调查结论，认为和体育馆毗邻的综合教学楼在施工过程中，施工单位违规把珍珠岩堆放在了体育馆的楼顶。珍珠岩是一种源自于火山的酸性熔岩，被用作防水涂料，和水泥等建材搅拌后，涂在建筑外墙的保温层之外。
专家说干燥的珍珠岩吸水性高，吸水后轻轻松松重量就能增加一倍。所以按照规定，干珍珠岩是不能进入工地的，需要和其他材料搅拌以后才可以。然而施工单位把它堆放在了体育馆的平顶上，又没盖防雨布，下雨后吸水增重，超过了屋顶的受力上限，造成垮塌。这个解释的要害是把惨剧归咎于建筑单位的违规操作，而避开了体育馆本身建筑质量的问题。
这是在事发前从邻近建筑上拍的照片，照片中红圈的部分就是堆放建筑材料的区域，珍珠岩被堆放成一个个小垛，堆放面积不到屋顶面积的一半。
而这是垮塌以后的照片，屋顶是脆断式的整体垮塌，几乎是沿着四面墙的边缘一起塌掉的，而不只是堆放建筑材料的那部分，这也是造成正在训练的女排队员几乎无人能逃脱的原因。至于为什么会这样，只有倒查建筑的设计、材料、施工过程才能得知。但是既然已有所谓“初步调查”的定调，归罪于违规堆放建筑材料，那就很难再有其他线索浮现。如果没有专业人士入场，披露真实的调查结果；或者没有参与当年施工的人士爆料，恐怕真相又是要永远埋藏了。
叫”齐市三十四中女排队员“的社媒账号在今年5月底发的视频显示，体育馆内墙斑驳、有漏水的状况。推测是屋顶当时的情况已经堪忧，有水渗透到墙里；或者是墙体有裂缝，下雨时就有水灌进来。不管是哪种情况，显示出当时体育馆已经长时间没有得到维修。
这次垮塌是2008年汶川地震以来，发生的学校建筑最严重的安全事故。在10多年前的那场地震中，有7000多所校舍倒塌，上万学生死亡。而与建筑有关的调查和追责目前是零。齐市三十四中的体育馆建于1997年，这次事故的不同之处在于没有地震，一场雨就葬送了十几条生命。很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在事发前的一个星期，齐齐哈尔刚刚宣布完成23.6万人的安全生产大培训，当地媒体说说效果非常显著。
豆腐渣建筑还不是在网上引发最多愤怒的，更多的愤怒来自于当地事故发生后的处理手法。当地政府立即启动了全面维稳的流程。大批警察、政府人员控制了垮楼现场和医院，女排队员家长们来到医院，却得不到消息，只能在煎熬中长时间等待好几个小时。市和区的两级领导人也没有出现在事故现场、和医院，向死伤者家属表达慰问、通报情况，态度十分冷漠。被安排面对家长们的是一问三不知的警察、和政府人员，他们也不表达同情，只是默默地监视家长的情绪是否激动，“舆情维稳”伴随着灾害处置的全过程。事后得知，很多孩子送到医院来就没有生命体征了，但是当局不及时通知家长，而是当所有被抢救者都出了结果，才一次打批发式地发布出消息，让家长们等候长达四、五个小时。
在医院的家长视频里，有一位方脸的父亲引发很多关注。“齐齐哈尔34中学，（下午）四点左右发生体育馆楼顶坍塌事故，4点钟发生事故以后，孩子陆陆续续被送到各个医院去。来的全部是警察，站在这些人里面的有教育局的、有政府的，你们来了谁也不作声，谁也不说话，你们在这里边干什么？我跟警察说，你跟医生说，跟我们沟通一下。没人沟通，警察是来执勤的，防止有人闹事。
“或者满脸是土、是灰、是血，我说你让我认一下，没准就不是我孩子，一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让我认”。
这位父亲对在现场拍摄的人条理非常清晰地讲述了事故的过程，和家长们的遭遇。除了个别几句话声音大一点，可以说是相当冷静。长达几分钟的视频中也没有落泪，就有网民称其为不落泪的父亲。人之常情，遭此奇祸，没人能保持淡定。如果不在乎孩子，父亲就不会第一时间赶到医院，也不会一等好几个小时。这必须要有强大的自制力，同时又要有强大的环境压力才会有这一幕出现。
这样的环境压力让我想起了文革中被杀害的张志新女士的女儿曾林林的回忆：1975年春天，在张志新被判死刑之前，法院来人问家人的态度，法院来的人很大声地说：“你妈妈非常反动，不接受改造，顽固不化，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blabla，法院考虑加刑，如果判处极刑，你什么态度？”
曾林林回忆那一刻的感受时说：“我愣住了，不知道怎样回答。我的心一下碎了。但我强装镇静，强忍着泪”。因为父亲说过，不能在别人面前落泪，否则就和妈妈划不清界限了。法院的人又问：收不收尸？张志新在狱中的东西还要不要？父亲在一边赶快说，全听政府处置，什么也不要。
这才算表态过关了，曾林林和父亲、弟弟，三个人回家后，父亲安排姐弟俩睡下，独自落泪。曾林林从炕上起来抱住父亲痛哭，父亲抽泣的时候还不忘提醒她，不要出声，被邻居听见就坏了。
今天我们在视频中看到的这位方脸不落泪的父亲，就是担心一旦落泪了、声音飙高了，就会被扣上情绪偏激、影响善后的罪名，或者干脆被当成领头闹事的，就被控制起来、更失去了尽早接触孩子的机会。
就如同一些狼心狗肺的五毛粉红洗地时说，政府控制舆情也是为了老百姓好，先排除了谣言和情绪过激，才能把善后工作安排好嘛。这伙人永远都能以政府的“大局为重”。
再然后，有当事人透露，家人被要求和政府签不上访协议，才能领尸。孩子的遗体也成了逼家长就犯的软胁。其后的两天，三十四中校门成了市民自发悼念的广场，摆满鲜花和黄桃水果罐头。东北冬天缺少水果，黄桃罐头是一种很受当地孩子欢迎的零食。
因为发生体育馆垮塌的时候，正值学校放假期间，馆内没有别的学生、也没有观众。基本上可以肯定，就只有女排队员和教练在训练，所以即使死亡人数有偏差，不只官方宣布的11人，这一次不会差得太远。那么大部分摆放鲜花、悼念的人并不是自己家有孩子死于事故，而是单纯来表达悼念的，同时也无声地表达了对当局的不满。这种情况类似于郑州7•20雨灾之后，在地铁站前摆放的鲜花。
我们从两方面观察齐齐哈尔三十四中垮楼这件事，从当局的角度和民众的角度。当灾难发生后，和当局平素交道很少的学生家长，突然在当局眼里的身份起了变化，被当成了潜在的罪犯，是被看管和防范的对象；而不是需要帮助、和服务的对象。一句古诗中说“时穷节乃现”，这一刻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关系最本质的写照，也代表了统治者看待他与民众关系最真实的想法。
市区两级主要领导，此刻心心念念的是：你家死了孩子，千万别给我惹麻烦！负责维稳的一线人员，齐刷刷是工具人的表现，面无表情、一声不发，既不表达任何共情，也没有任何愧疚的表现。有的家长质问警察：你家孩子多大了？警察只要求对方冷静。这不叫专业，这叫麻木和冷血。
在日本和欧美，学校都是发生意外时民众避灾的指定地点；而在中国却是发生灾害的地点。在这样一个罗刹的国度，一切都是荒诞颠倒。痛失孩子的家人比黑心建筑商对当局更加危险，需要被保护的人成了被防范的潜在罪人。而且防民之术与日俱进，地方政府操作起来如行云流水：控制现场、然后把家长和孩子隔开；然后封锁消息，一定要拖到事故处理流程的最后一秒钟；在黑箱中反复权衡，当所有被抢救者都出了结果，不会有任何反转之后，再一次性发消息，而且由新华社一级发布“权威”消息，各媒体以“权威”发布为准转载。这杜绝了地方媒体自行其是地挖掘真相；也杜绝了社交媒体上的不同声音。各平台拿到通稿之后，照稿删贴封号。
警察先布控，鉴别家属中谁是比较会闹事的、谁是领头的；先重点盯防，维稳做足提前量；等线上线下一切都安排妥当，再向社会发布消息。这就是家长在医院苦等了好几个小时之内发生的事，面对着这个庞大的铁幕。如果苦主人数少，又没有事先的联络，像这次垮顶的突发事件，维权难度将越来越大。
从民众这一方面看，当局的恐吓，达到了阻止危害政府的发声和行动的目的，但是舆情控制的最终目的——塑造认知并不成功。因为人们在寻找体制的缝隙、表达自己的声音，一排排鲜花和黄桃罐头就在诉说着：我知道你们在胡扯，那是民情、民意的表达。
那不满意又怎么样，能造反吗？向遇难学生表达哀思的市民们，是想到了自己的孩子。很多献花的人很可能就是齐市34中其他学生的家长，他们都认识死难的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在一个家长群里，一起开过家长会。他们是表达朴素的共情，但不会为别人家的孩子激烈抗争。因为这次总体遇难人数不多，家长们充其量就几十人，群体规模很小，也发起不了什么有力的抗争。虽然眼中无泪，但心中有火，不满在心中郁结。每个路过34中门口的人都会想，这事要发生在我身上，我怎么办？没有孩子在这里上学的市民也会想，如果不公发生在我身上，我又能怎么样？
感到危险就在身边，在这种刺激下人会思考，这是有意义的，也是有后果的。没有疫情期间贵州转运隔离者翻车的大巴，没有乌鲁木齐大火，就没有白纸革命。没有2021年7·20郑州雨灾后悼念的菊花阵，可能也没有齐市34中校门前的自发悼念。民众的反思、行动不会有海外革命派希望的那么快，但是仔细观察它在发生。在最消极的情况下，这加速了中国人口危机的到来，也加速了东北的衰败。生养一个孩子不仅是成本不菲的问题，而且安全没有保障。体育馆、校舍、地铁站、隧道，哪怕是在街上独自一人行走，身边的任何一个环境都可能成为夺命陷阱，这绝不是一个适合养儿育女的地方。有条件让子女润出中国的，尽早润；没能力润的，起码离开东北；如果连东北都无法离开的，能不生养，就不生养。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政权视受害者为潜在罪犯，不正义到这样的程度还能维持。今天的中国也提供了一个试验场，一个国家要烂到哪种程度还能维持社会协作的基本信用。除了公共安全，政府要维持大规模的陌生人协作能顺畅，还需要维持货币的信用。没办法提供公共安全、没办法提供一种人们愿意使用的货币，现代社会就会解体，所以它们就成了政府最基础的职能。
从2019年以后连接发生了一系列影响全民的事件：除了上面讲的疫情期间的惨祸、郑州雨灾，还有铁链女事件、高中生胡鑫宇案、唐山打人、最近的北京长峰医院火灾、以及齐齐哈尔34中垮楼事件。当局防民之术日新月异的同时，达成社会共识的是政府不是失能失智、就是本身在作恶。与这一系列事件同步发生的是失业率高升、经济凋敝，不能说这些事情之间没有联系。恶性社会事件标志着生活环境的恶化，人们就丧失了在这片土地上追求幸福圆梦的动力。心态的变化是默默发生的，但它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每一起恶性事件都是加在骆驼背上的一捆稻草，今天的中国在等待着又一起激起全民共情的事件，从而释放人们心中的积怨。不要小看了摆在34中门口的一束束鲜花、和黄桃罐头，那就是在表达、那就是行动。超越恐惧需要有一个很强的理由，它能刺激很多人做出同样的反应，这个数量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带动人冲破恐惧的围栏。如果中国社会按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不用多久这个理由一定会出现。